（三十）
1988年的夏天，七十多岁的徐世杰和我六十多岁的父亲退休了。由于姐姐一直体弱多病，姐夫在母亲面前诉苦：我一年到头赚的钱全进了医院，一年至少要住院五次。
母亲不愿听到这样的诉苦，跟父亲商量：让大女儿顶你的编制吧，顶了编仍在公交公司上班，大集体的编制转为国营，以后住院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父亲点头同意了，朱绍熹却阻止父亲这样的安排，耳聋的父亲说：这是我的家事。
朱绍熹一脸的沮丧。
那时，我正忙于开办乡镇企业一期又一期的财会人员培训班。改革开放以后的乡镇大小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布广大农村。我和乡镇企业局的小邵到乐平县办班，又在市里召集浮梁县和昌江区的乡镇企业经管人员和会计分期分批地培训，一直要忙到年底方可结束。
我像傻瓜那样地专心于开展工作，而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个人转编问题。还是李建中领工资时，发现了工资表上进了工商联秘书长的女儿。李建中急忙赶到市政府喻长林副市长办公室告知这一情况。性格一直温和的喻长林气得大拍桌子。他虽然已是副市长，但仍兼工商联的正主任。工商联有两个老人退休的编无人顶替，他准备从中拿出一个编给我。谁知，党内的秘书长先斩后奏，两个编全给了自己的儿女。九十多岁的朱绍熹去省里开会，说到此事，气得头筋都暴了出来。
偏偏这时，金生在仓库闲得无聊，与几个仓库里的人搞什么假绑票，两个人合伙写一份绑票某某的纸条放在另一个人的家里。那人拿着假绑票的纸条告到公安局。公安局立马派人在弄里设下埋伏，要抓拿绑票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公安局的人不畏严寒，坚守岗位，呆在弄里，一心要捉人。而仓库里的三个人早就说破了，是两个人要逗另一个人人玩，那一个被逗的人也没有去公安局把假绑票的纸条取回。
半个月的严寒，白天，夜晚，整得公安局的人饥寒交迫。绑票的人却影都不见，公安局的人倒成了自寻烦恼，无事生事的人，天天守着弄里，夜夜陪着风霜。
也不知是谁开了窍，找到那个递纸条的人再问，方知仓库里的三个人全是法盲。一气之下，公安局的人把仓库里的三个捣蛋鬼，全关了起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百货公司仓库三人被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金生的小妹妹寻到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流着泪哀求：嫂，救救哥哥吧，哥哥要判刑了。
简短的几句话，市民建的主任李建中听了大吃一惊。他是个绵里藏针的人，原则性很强。虽然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但丈夫被关押，妻子还能在民建接班吗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知名人士的第二代谁不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李建中当时就对我说：你要出民建了。如果我父亲在场，也会说这句话。
我上前扶起金生的小妹妹，叫她回家，没有说别的话。我心里倒很愿意公安局的人多关金生他们几天，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还这么不懂事，招惹事非。我自己的进编大事都泡了汤，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怎能救得了金生。但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总要为他想想办法。
晚上，我带着孩子在家，公安局的人押着戴了手铐的金生到家，搬了一床被子走。孩子见了这一幕，惊吓得手脚冰凉，浑身打抖，两眼木呆。金生一个劲地向我解释他没有做错事。我没有回他一个字。本来我跟他就无话可说。生活的沉重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有眼泪，没有。面对苍白的人生，只有女性的坚强。
我耳边响起母亲对我毫不怜惜的话：你下放在大山里也能活得那么好。你父亲的编，只能给你姐姐，她从小身体病弱，你从小天不怕地不怕，你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
母亲还不知道金生被关押，知道了说不定几年也不让我回家，爱面子胜过了爱她的性命。父亲也一样。
几天后，林业局的曾智勇和陈队长到民建来看我。他们是听小陈说的。小陈的妻子也在百货公司工作。小陈混得很好，他到党校读了两年书，现在是林业局的党办主任。他在仲开伟的关爱下成长，以后还会更有出息的。曾智勇和陈队长听我说我要出民建了，感到惋惜和难过。还是林业部门的人懂我呀。女人的岁数大了，步入中年，就不要东调西调了，没有谁喜欢过不稳定的工作生活，人的精力有限，人事调动关系就更为复杂。还有金生被关，不知何时放出。他们建议我去找喻长林副市长，他是民建的元老。
我去了喻长林的家，他早已知道这件事，也知道我一定会去找他。他虽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他的大儿子跟我差不多年纪，在副食品公司大集体商店当会计。他妻子告诉我，大儿子对他有意见，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市长，都不知道解决儿子大集体编制的事。是呀，民主党派的人当市长，小心又小心，连手下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党内的，就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高高立于民建会员之上，不跟他商量，就拿走了两个编，他除了拍桌子生气，又能怎样。
他拿起电话跟公安局的人说：放了百货公司那几个人吧，他们只是开了个大玩笑，开得过火了。
第二天，三个法盲被放出。
我去了一趟瑶里，找到大炮书记，向他伸手要房住。他二话没说，叫手下的水生把市里新厂的一套三室一厅的一楼房换了把钥匙。那个在市政府工作的张某打不开门，知道大炮书记变了卦，房子换了主人，不给他住了。